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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中国孤儿原文
1、24小时文化惠民专线0351-6597888/999
2、既然译文原本是要连同信件交给福尔蒙的，那到底为什么又被杜赫德捷足先登？这本是一桩译史迷案，具体的情况除了当事人以外恐怕再无人能讲清楚。译文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刊登出来以后，福尔蒙看到以后很是气愤，在自己1742年的一本汉语语法著作中指责杜赫德截获信件，窃取译文。面对指控，杜赫德做出了回应，说自己手上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马若瑟或其他传教士写给福尔蒙的信件或材料；是杜瓦拉莱给他提供的译文，并把它借给了自己，他“完全是从杜瓦拉莱手中取得译文的”。杜赫德的托词显得非常谨慎，用一“给”一“借”就把责任推至杜瓦拉莱。我们对此完全可以设想两种可能，其一是杜瓦拉莱主动把译文连同信件交给了杜赫德。耶稣会有严格的通信制度，杜赫德是耶稣会中有名望的人，把材料交给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看来，杜赫德担任文稿审查任务的可能性不大。杜瓦拉莱拿到译文之后因为译文的价值而主动提交给杜赫德供其出版似乎也显得很牵强。而另一种情况就是杜赫德主动追索马若瑟的译文。随着译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学者李声凤研究了当时法国的另一位布吕玛神父(PierreBrumoy，1688-1742)的私人通信，信中透露的与杜赫徳之间的交往情况，为我们大致描述了《赵氏孤儿》译文获得出版最有可能的事实经过：1732年6月间，杜瓦拉莱与杜布罗塞将《赵氏孤儿》译文与信件一同带到巴黎，这些材料原本受马若瑟委托应转交给福尔蒙。但是中国戏剧译文抵达巴黎的消息在学界迅速传开，译本甚至连一位“乡间夫人”也读过了。在布吕玛的告知下，杜赫徳找到两位神父，在福尔蒙之前率先取得了译文。看到译文之后，杜赫德深知这是整个欧洲都还完全没见过的稀罕之物，就决定在自己的书里刊印出来。显然，《赵氏孤儿》的出版看似因缘际会，但在冥冥之中却又有其必然性，18世纪法国对于中国戏曲的强烈兴趣是译文出版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这样，三年之后《赵氏孤儿》在欧洲“粉墨登场”，与欧洲读者见了面，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史。
3、流行观点主要出自《史记·赵世家》，因其说法矛盾重重，又与《左传》矛盾，所以被认为是伪史。
4、 伏尔泰最终认为，这种胜利，正是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中国文明的胜利，重气节、讲情义、明大理、轻生死这些东西，正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所以他那时要借助《赵氏孤儿》的外壳，来书写中国精神，文明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
5、 那位著名的梅塔斯塔菲奥神父(AbbéMétastafio)为他的诗剧选取了一个和我庶几相近的题材，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孤儿从一场家族杀戮中逃亡的故事，但那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九百年，是另一个朝代
6、实际上由始至终都是晋景公导演的一出戏，晋景公妹妹，赵朔妻庄姬私通其堂叔赵婴齐，被另外两个堂叔赵括(当时是赵氏宗主)、赵同，驱逐，庄姬向哥哥景公告状说两个堂叔谋反，景公利用赵氏家族内部矛盾，杀死了亲缘更远的那一支赵氏，然后把赵氏的封地都转给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赵武，这就是赵氏孤儿。
7、 《赵氏孤儿》还传至德国，并引起大诗人兼剧作家歌德的浓烈兴趣。歌德受《赵氏孤儿》的启发而改编创作出中西合璧的大悲剧《埃尔彭诺》，或名《厄尔佩诺耳》。剧中出现了许多不中不西的人物姓名，如李古、安提俄普等。歌德生前对中国文化与小说诗文、戏曲文学很感兴趣，章回小说《好述传》和杂剧《赵氏孤儿》尤为他案头常读的佳作。他对马若瑟神父《中国孤儿》的译本产生了兴趣，于1781年8月便开始写作，但在删删改改中，最终只完成了两幕。(伏尔泰中国孤儿原文)。
8、在《戴梅里日志》中，具有集体性、一致性的启蒙运动也仅从那些反伏尔泰的小册子中才能觉察到。这种状况，恰恰印证了达林·麦克马洪的观点：“说反启蒙运动发明了启蒙运动更符合真相。”反启蒙文人将多种多样的启蒙哲人整合为一个整体，简化、抽象他们多样而驳杂的观点，为哲人们总结出思想观念、意图和策略方面的一致性，构造出了“启蒙运动”。抨击伏尔泰的小册子，前期作品如《〈喀提林〉与〈被拯救的罗马〉对照本》《B先生写给伏尔泰、关于其〈世界史纲要〉的信》《致某夫人、关于伏尔泰的新悲剧〈中国孤儿〉的信》等，几乎都是针对伏尔泰的某部特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文艺批评范畴。但到了60年代，不仅涌现出《某先生就叛徒伏尔泰最新的颂歌的第一与第二封信》《疾病、忏悔与伏尔泰之死以及随之发生的事情》《魔鬼致伏某先生的诗体信》等嘲讽、抨击甚至谩骂、侮辱的小册子，还出现了《伏尔泰的精神》《伏尔泰的思想》《伏尔泰的信仰告白》等对伏尔泰进行总体刻画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伏尔泰的抨击笼统抽象，直指伏尔泰的基本政治、宗教思想观念，且常常将之与其他启蒙哲人混淆为一体。写作这些抨击伏尔泰的小册子并自称为“反哲人”的文人，有给自己命名为“反卢梭”的，有将反击伏尔泰的作品命名为《反哲学辞典》的，这种用词也显示“反”启蒙势力开始具备了自我意识和自我组织意愿，具有了群体性意识，两个阵营对抗的形态已经表现出来。
9、活动要求：主题不限、字数不限、语言限现代汉语、英语。
10、赵世家云，一个叫屠岸贾的奸臣屠戮了赵氏，只有一个孤儿赵武因为家臣程婴用自己的孩子做替死鬼瞒过了屠岸贾，赵武长大后晋景公平反了冤案，杀死了屠岸贾。
11、伏尔泰(公元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异，并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对封建统治表示极大的愤恨。由于他总是发表对统治阶级不利的言论，因此总是和权贵们发生争执，甚至被拘捕和流放。但是他的才华却受到世人的尊敬，他周游欧洲，后来在偏远的法国北部边境靠近瑞士的地方居住下来。
12、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屠岸贾，赵氏是长期霸占六卿之位的大族，而六卿根本没有屠岸一族，一个权臣家族怎么可能被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屠戮呢。
13、 《赵氏孤儿》的第一篇改作1741年出版于伦敦，著者是威廉·哈察特(哈切特)，改名为《中国孤儿》。哈察特在序文中说：“我们久已用惯了中国的器物，如今不妨欣赏中国的诗歌，正好换换口味”。所以据作者来说，他根据中国色彩还加插了很多歌曲，但实际上那十几首都是纯乎其纯的英文诗歌。除此之外，哈察特做了一些很明显的改编。第是角色名目的改变，比如屠岸贾变成了高皇帝，韩厥变成了吴三桂，孤儿则变成了康熙，显得相当滑稽，但实际上这只是作者四处搜罗到的名字，是他追逐中国特色的结果。第二是舞台上时间的变化，原剧中从孤儿到成年有将近24年的时间，然而作者为了遵守三一律而将时间缩略到一个月以内，因此孤儿在全剧中都是一个婴儿，原本揭穿真相给孤儿的剧情也变更成揭穿给高皇帝看。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将春秋的事情移到明末清初去了。这部改作的文学价值，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部改作，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为适应当时英国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他将此剧献给沃尔波尔的政敌阿盖尔公爵，这位公爵是英王乔治一世所宠信的坎贝尔贵族首领的儿子。哈察特在剧中借用了许多委婉曲折的英国诗歌来揭露大权独揽、专横跋扈的辉格d领袖沃尔波尔的丑恶面目。哈察特在改编本献词中说：“这本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戏里揭露了一系列的行政腐败，而中国那位作家又把它描写为使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好像他在这方面熟悉了阿盖尔公爵坚贞不屈的性格似的。……也许是中国诗人的习惯，有意把首相写成魔鬼，免得老实人受骗。”但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此剧连公演的机会都没有，因此它的接受范围非常小。
14、AndthemountainofCangshan－which___58___(literal) meansthehidingmountain, wastheexactplace___59___ theorphanwas hidden.
15、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16、不过，把戴梅里对诸位启蒙哲人的评论集中起来讨论并与弗雷隆的观点进行比对，很容易引起误会，让人以为戴梅里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或至少是秘密的同谋。实际上，戴梅里每日随手将新获得的消息记录下来，每周汇总成为一份报告经誊抄后呈递上司，因此各位作者出现在《戴梅里日志》中的顺序和位置完全是随机的，没有规律。《作者纪事》中戴梅里对作者们的记载也是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列的，哲人们散布在几百页档案卡中，并不是一个能够勾画出外形轮廓的群体。戴梅里的眼睛看到的是“作者”，而非“哲人”，他并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显然他没有识别出哲学氛围，也没有将启蒙运动构想为具有一致性的观点的运动，也许他根本没有觉察到启蒙运动。在大多数教科书中，这场思想潮流被呈现为文化史的主流，但却没有浮出警方报告的表面。”对《作者纪事》中的22位百科全书撰稿人的档案卡进行分析，达恩顿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警察的报告中搜索对启蒙运动的一致概念是徒劳的。”
17、 伏尔泰早就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它有时虽然不能与武力外侵相抗，最终却能够同化胜利者，反败为胜。这一切无疑使伏尔泰无限着迷，无限崇拜。
18、如果必说这篇《赵氏孤儿》有缺憾，那就是这部剧中用来唱的曲词部分没有完全翻译出来。杂剧的曲词本是从宋词衍发而来，再加上曲调的平仄规律，比词难工。可以料想，唱词对于外国人而言理解起来不简单，但马若瑟的汉语水平既然超群，又如何没有翻译曲词？曲词重在抒情，如若翻译成法文，即便意思清晰明了，也难免造成整部戏剧展开的节奏停滞。也就是说，抒情一多，必损戏剧的情节。《赵氏孤儿》以悬念取胜，马若瑟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故事为中心的，所以他只翻译了类似于当今话剧的对话部分的宾白，对于抒情为主的曲词没有翻译，亦是情有可原的。再加上《赵氏孤儿》的宾白本就比一般其他的元杂剧要多，曲词就算不翻译出来，译文也可取得完整的意思，自成一体。其实，凡是仔细校对过译文的人都可以发现，马若瑟对曲词也不是完全不著一词的，一些跟剧情有粘连部分的唱词还是被他翻译了出来。如公孙杵臼在自己的家里，等着屠岸贾来问罪，就有这样一句：
19、转瞬间，一个叱咤风云的马背英雄变成了道德与美的崇拜者，一位多愁善感的情郎，一位被文明所感化的野蛮人。他突然改弦易张，赦免张惕夫妇，正是伏尔泰反复考虑之后的理性选择。事实上，1754年末，当伏尔泰终于有时间集中精力创作这部悲剧之时，内心颇多困扰。和往常一样，伏尔泰希望剧本“投合公众趣味”，“挑动观者激情，扰乱人的内心，令人感到痛苦”。然而中国历史记载中，“鞑靼人赶尽杀绝”，如此残暴的行为恐怕“难以让任何人流泪”。伏尔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于戏剧动力的理论阐释，即悲剧的主角既不能是绝对的恶人，也不能是绝对的善人，而是具有弱点，免不了常人错误的人，这样才能唤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绝对的恶人，至多令人心生厌恶，却无法唤起真正的悲剧情感。这一点上，中国戏曲美学是非常不同的。中国传统悲剧通常会设立善与恶的彻底对立，呈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说，用邪恶者终遭惩处和善良人沉冤昭雪的情节设置，宣扬一种简单化的二元善恶观，在普通观众心中唤起满足感和喜悦感。在人文主义滥觞的十八世纪，伏尔泰等启蒙哲学家深刻地认识到人性之复杂，意识到理性对情感控制的薄弱，也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并无正义的至高存在时刻监控着人类命运，随时惩恶扬善。故此，剧作家愈来愈热衷于表现个体内心深入各种力量的对抗和挣扎，强调人本身的善恶复合性。
20、伏尔泰与戏剧界的人们交往密切，据说出色的女演员阿德莲娜(1692—1730)，就是在伏尔泰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阿德莲娜是很好的悲剧演员，她拥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表演风格清新自然，不造作。伏尔泰还通过自己剧作的上演情况，发现并培养了男演员勒甘。勒甘在19岁时，被伏尔泰接到家中，并辟出专室供其排戏之用。勒甘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伏尔泰剧作《保全下来的罗马》中扮演提图斯，一举成名。这个其貌不扬。嗓音沙哑的人，却颇有表演才华，演艺事业一帆风顺。在戏剧服装方面他做了必要的改革，使之符合剧本本身所反映的时代。在他的带动下，1775年上演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时，女演员不再穿用有鲸骨支架、下摆宽大的裙子，而改穿线条比较流畅、造型比较简约的裙服，尽管这离真正的中国式服装还相距遥远，但毕竟走出了戏剧服装模式化的困境。
21、 我们可以看出伏尔泰完全是以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来审视历史的，这跟当时的哈察特的政治意图不同，他有的是哲学意图。这位向来欣赏中国道德文明的哲学家，他推崇中国劝善惩恶的哲学，惊讶于中国文字经久不衰的魅力，甚至认为这部《中国孤儿》实际上不过是“五幕孔子道德剧”，是的，它的主要目的并不在娱乐观众，最重要的是他在卢梭哲学观点上的辩论。卢梭认为文明是堕落痛苦的根源，但伏尔泰通过该剧回辩卢梭：就算中国政权被鞑靼所覆灭，但是鞑靼人却被中国的文化所感化，因此最终被征服的是鞑靼而不是中国人民。
22、伏尔泰曾经这样评价《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他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而事实上，伏尔泰改编故事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已经与原本戏剧有了较大的不同，对中国社会现实、对儒学亦有一定的误读，他还通过戏剧传达了自己对开明君主制的向往。
23、 如前文所说，这部翻译收录到《中华帝国志》当中，杜赫德写了一篇序言，他讲到，这部中国戏剧没有遵守三一律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歌正如我们也有自己的诗歌。当时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评家赫尔德也认为该剧是模仿自然的、成功的作品，是中国人民智慧的产物，是可以和古希腊的悲剧相提并论的。
24、当然，警方也嗅出了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作品的危险味道，这些批评各种弊端、设想理想的社会制度，甚至传播无神论的著作，侵蚀着绝对主义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正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始终以怀疑、担忧的眼光关注着伏尔泰等启蒙哲人的著作的原因。然而，在弊端丛生、社会不满爆发的时期，旧制度遭到了从形而上学到色情诽谤的一切类型书籍的抨击，包括哲人们的对手的著作。他们也在强调现存社会的缺陷，“反哲人们沉浸在对现状的激烈反抗和对社会当前状态的不可缓和的仇恨之中，他们是真正的激进分子”。他们也勾画了一个“浪漫式的、类似乌托邦的”黄金时代，因此他们并非想要维护现存秩序，而是反对按照启蒙哲人们的设想来进行社会变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何监控着违禁书籍洪流的戴梅里在其日志中记载了如此之多反哲人的作品，以及为何他没有识别出启蒙运动这股思潮，而弗雷隆等反哲人却可以轻易识别出来。对戴梅里来说，哲人、反哲人以及大批鬻文为生的文人都属于同一个类别：可疑的、具有潜在危害的“作者”。
25、通过比较戴梅里和弗雷隆对伏尔泰的有关记载，可以发现玛琳达·布鲁诺的论断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二人对待启蒙哲人们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弗雷隆作为线人为戴梅里服务了三十多年，而且戴梅里对他比较信任。按常理推断，从反启蒙文人弗雷隆这里得到的信息必然构成戴梅里对伏尔泰认知的一部分。但戴梅里并非偏听偏信的傻瓜，在《作者纪事》中他也建有弗雷隆的档案卡，《对戴梅里而言弗雷隆算是个污点证人。戴梅里不仅记录了他在万赛纳监狱坐牢的经历，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马蒙泰尔在剧院打架的事情，这幅肖像绝不比他为伏尔泰所绘的更加漂亮。如同其上司警察总监萨蒂纳和图书总监马勒泽尔布，戴梅里属于开明官僚一族。“总的来说，戴梅里带着同情、幽默以及欣赏文学本身的态度观察文学世界。他与被他监视的那些人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因如此，《戴梅里日志》中反映出来的态度要温和、宽厚得多，他始终都没有用侮辱性的词汇指称伏尔泰，也没有弗雷隆那种仇视、痛恨浸润其中。“这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但从他的观点来看，他却是一个很坏的臣民。所有人都知道他的作品和他的冒险经历。”这是戴梅里在其《作者纪事》中对伏尔泰的评价：才华横溢、闻名于世却不够正统。
26、 最后，成吉思汗感动了，所有人一律赦免，还任命张惕为官，专门传授汉文化，帮他治理国家。
27、 周怡倩 zyq@whb.cn
28、 《赵氏孤儿》在欧洲翻译与改编的部分作品揉进了蒙元君王的事迹，因此胡汉融汇的历史被间接反映了出来，为西方学者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识蒙元时期华夏民族的戏剧艺术提供了依据，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在异域流传过程中的接受与变异，出于文化因素或是政治因素，使得中西在戏剧观念、人生观、伦理观、美学观上都有明显的差异。正如乐黛云所说，任何文化只做有选择的认同，这种选择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
29、 在这之前，十七世纪的英国已对华夏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他们以本民族的戏剧形式间接地描绘了一部富于想象色彩的中国历史。1676年塞特尔创作了一出名为《中国征服记》的历史剧并排练演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总之那个时候的西方戏剧对中国文化的关注是很热切的，因为那时正处于东北地区满洲人征服与统治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西方人对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中异族入侵的题材尤其感兴趣，这样看来，他们将《赵氏孤儿》改编成蒙元或华夏文明古国的争斗故事也就自然而然了。
30、▲《中华帝国全志》(1735)《赵氏孤儿》译文首图
31、(双调)(新水令)我则见荡征尘飞过小溪桥，多管是损忠良贼徒来到。齐臻臻摆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枪刀。眼见的我死在今朝，更避甚痛笞掠。
32、《文汇读书周报》第1796号第二版、三版“特稿”
33、▲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Murphy)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所吸引，参考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创作了他的戏剧作品《中国孤儿》，图为剧中勇敢的女性曼丹(Mandane)戏剧舞台造型，由玛丽安·叶慈太太(MaryAnnYates)扮演
34、 伏尔泰在1750年后写作的《中国孤儿》，算是对卢梭很温和的一次回答。这意思就是，科学与艺术必定战胜野蛮与愚昧，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我要让你看看文明是如何胜利的，中华帝国与征服者，到底是谁征服了谁。
35、《西中有东》讨论了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和组织设计在前工业时代的中国和英国的发展演变，并在此过程中，复原了中国的正义传统在18世纪英国启蒙运动有关社会公义的政治讨论和制度建设中扮演的隐藏角色。
36、同样，《赵氏孤儿》的男性人物个个忠肝义胆，视生命为草芥。为了主人的家族香火延续，公孙杵臼毫不犹豫地以身赴死，程婴冷血地献出儿子的性命，成年后的赵氏孤儿则毫不犹豫地杀死义父，为家族复仇。而经过伏尔泰的大幅删节，原著中的男性人物仅存程婴一人，也就是张惕的原型。虽然程婴与张惕的角色身份和行为个性之间差异颇大，但是伏尔泰至少保留了他的核心行为：用亲生儿子的性命换取效忠对象的血脉存续。但是，传统中国社会之所以为程婴的行为所震撼，是因为程婴是牺牲自己家族的血脉来换取另一个家族的存续，这种牺牲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交换的意义，是对封建忠仆精神的超乎寻常的完美阐释。而伏尔泰在塑造张惕的角色时却表现得瞻前顾后，犹豫难定。剧作家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感到原作人物过于理性忠义，淡漠生命，缺少人性的暖色，令一方面又为程婴的义举而深刻震撼，体会到令人战栗的崇敬感。这矛盾的态度也导致了张惕成为全剧最受争议的人物。初期演出中，甚至演员自己都难以接受张惕的行为，以至擅自添上了几句台词：
37、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18世纪时，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甚至漂洋过海流传到了欧洲，被当时的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改编成了歌剧《中国孤儿》，风靡欧洲，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哈姆雷特》。近年被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穿越历史，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在2018年初热播的综艺《演员的诞生》总决赛中，这段震撼人心的故事再次被广大民众熟知。
38、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并非不可理解。旧制度时期法国的图书贸易管理追求双重目标，“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印刷形式的公共话语以维持秩序，并努力通过提高印刷品的质量来发展法国的印刷业，这样可以保证印刷商和书商的福利，提升国王的荣耀并获取贸易盈余而增加王国的财富”。就这样的目标来说，图书贸易监管部门面临着远比启蒙哲人的著作更加直观、更加紧迫的威胁。18世纪的图书行业非常复杂，不能简单以“启蒙”和“反启蒙”进行划分。如今被视作经典的启蒙著作，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当年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太多关注。达恩顿对海关、警察的查没书单以及书商的订购单的分析表明，在主要的启蒙哲人中，仅有伏尔泰、霍尔巴赫是最受市场欢迎的作家，大量畅销书是《开放的特丽萨》这类淫秽作品、《杜巴里伯爵夫人轶事》这类攻击政客权贵的政治诽谤作品。这些才是耗费警方大量精力去对付的“坏书”。相反，伏尔泰是蜚声欧洲的优秀作家，不论后世对他的悲剧、诗歌如何评价，当时的人们都普遍认可他的文学价值，他的作品在整个欧洲热销。《百科全书》更是18世纪出版业的一项鸿篇巨制，《百科全书》的出版特许状被取缔之后，出版商们又获颁一份《百科全书图版》的出版特许状以便暗度陈仓地将这项事业继续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本巨著享有的国际声誉以及出版行业对它的巨额成本投入。启蒙著作是一门利润丰厚且口碑不错的生意，这是图书贸易监管部门不能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39、弗雷隆津津乐道地追踪报道伏尔泰的倒霉经历，不仅语调幸灾乐祸，用词也毫不客气：“最为奇特、最为恬不知耻的是，他居然厚颜无耻地在申诉信中声称……”对于争吵不休的伏尔泰与莫佩尔蒂两人，弗雷隆的评价恶意昭彰：“这两个人在全欧洲的人眼中都应该是名声败坏的，被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两个疯子、最恶毒的两个人。”至于伏尔泰为什么会和莫佩尔蒂争吵，弗雷隆将之归咎于伏尔泰对功名利禄的贪婪之心：“莫佩尔蒂快要死了，伏尔泰渴望能够得到柏林科学院院长的位置，为了加速他想取而代之的人的死亡，他开始写些谤文攻击莫佩尔蒂。他自以为他引起的悲伤抑郁能够将莫佩尔蒂推入最后的时刻。这就是使得伏尔泰做了这么多可怕的、不顾名誉的事情的动机。”
40、 张裕 zhangyu@whb.cn 舒也 xjz@whb.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