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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1、作为结语，我想最好是没有结语，盖因此时此地难为情：我本愚钝，终其一生也难就文学这座冰山说出几多令人信服、闻而不忘的好处来。但是，职业使然，我却天天徘徊于斯，试图接近它，以窥其全貌、入其内核；同时，又惟恐不识冰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我常常藉聂鲁达的诗句聊以安慰。他说，真正的诗人乃是每天赐予我们面包的人。我猜，他说的这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及一切为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而忙碌的、不可或缺的各色人等。即或就文学而言，读者、编辑、作者、译者和学者也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没有高下尊卑之别。我们的职责是以最谦卑的方式对待共同的文学，对待文学从出并反哺、评骘和滋润的生活。于是，此时此刻，我有了关于文学的诸多思路，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暂且打住。于是，我想起了诗人柯尔律治的那个多少有些玄奥且非常文学的问题：设若你梦见自己去了天堂，并从天使那里接过一枝玫瑰；而你醒来之时，玫瑰就在手中。又当如何？(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2、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3、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出生长大，18岁时与安妮·海瑟薇结婚，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孩子：苏珊娜、双胞胎哈姆尼特和朱迪思。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多年期间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之后来改名为国王剧团。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3年后逝世。
4、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
5、 亮相本期“重点推介”的是一位来自福建南平的小说新人魏冶，1989年出生，探索小说写作多年，他的小说有一种粗粝的思考力，渴望在故事的边缘触摸苦闷生活中的暖意，中篇《归途》即是如此。这是他在《福建文学》的处女作，初试啼音便惹人注目。“新实力”刊发文学评论家李美皆的散文《我周围的园子们》，文章语言清晰，开合自然，理性的评论家写起散文也是别有风情。“一线诗人”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汤养宗的新作，并在“文艺探索”推出“汤养宗诗歌评论小辑”，诗评家伍明春、陈卫等带来精彩论述。
6、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席勒式与莎士比亚化)。
7、湖畔派：英国早期浪漫派，主要代表诗人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因其隐居在英国西北部的昆布兰湖区，并写下描写湖区的诗而得名。创作上歌颂大自然，缅怀中古，讴歌宗法制农村生活和诅咒城市文明。他们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在推动英国诗歌的改革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8、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我想，他极有可能是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用海涅的话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叔本华的至理名言是：好书让人变好，坏书使人变坏。这和塞万提斯之谓如出一辙。所谓“读什么书，成什么人”，经典阅读的确可以培养气质：我们古人管这叫“书卷气”。这其中自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情怀。
9、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只要你说话，我就能了解你。
10、席勒式的戏剧注重抽象观念的传达，往往成为思想的传声筒，莎士比亚化的写作则在他的反面。比如谈到哈代的《苔丝》“忠诚、罪恶、宽恕，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是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分内的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11、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
12、同年秋天，席勒随朋友一起迁往德累斯顿，并在那里完成了《唐・卡洛斯》这部以西班牙宫闱斗争为题材的政治悲剧。这是他青年时代最后一个剧本，标志着他的创作正从狂飙突进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
13、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14、(11)丁帆：《贾平凹长篇小说：中国城乡“红与黑”的水墨风俗画》，《文艺报》2016年2月3日第2版。
15、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16、真有特殊见解的三言两语，较之不痛不痒的长篇大论要可贵得多。
17、谁告诉我真话，即使他的话里藏着死亡，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他。
18、有英雄悲剧：如古希腊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法国的高乃依、德国的席勒等的剧作。
19、(②)刘永春：《从虚拟的现实焦灼到虚弱的纸上解构——对近年长篇小说现实书写的反思》，《小说评论》2014年5期。
20、谈话对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其乐趣，是很合理的消遣；但是，无知者的谈话就不算是一种。谈话，不能给人们以任何乐趣。
21、事实是，曼一发而不可收，并终究激发、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他关于怀旧的指涉。我以为怀旧同样非常中国，并且是人类共通的情状。尤其是在中国，怀旧与土地、乡情关联，盖因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社会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杨先生的话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矣。是啊，从隆古的谣曲到唐诗宋词，我们最美的篇章莫过于思乡怀旧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等等，等等，延绵不绝，精美绝伦。
22、贾平凹毫不讳言《极花》与现实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乡土生活的消失。虽然对中国乡土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挽是贾平凹长篇小说一贯的主题与倾向，但是《极花》所体现的情感强度还是有所加强的。小说的主人公蝴蝶充当了正在消失的乡土生活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害者，小说极富隐喻性地从蝴蝶被限制自由的状态出发展现乡土社会的逐渐破败和走向瓦解，而极花被挖光则是这种历史趋势的象征。“如今，上几辈人写过的乡土，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巨大改变，习惯了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⑦)贾平凹自觉地以乡土中国的代言人进入写作，并以此作为其写作目标。其底层生活的苦难。《极花》并没有一味地对造成蝴蝶悲剧命运的农民们进行简单的道德批判，反而表现出了些许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导致了许多批评。“任何事情一旦从实用走向了不实用那就是艺术，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⑧)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下，蝴蝶眼中的乡土生活具有了另一种色彩：“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谎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这何尝不也是这个年代的故事呢？”(⑨)在这种独特的视角和姿态下，《极花》呈现出了复杂的现实意识，尤其是对乡土中国的反思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其阴暗书写的必要。“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有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时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⑩)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极花》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以复杂多样的眼光打量当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乡土生活，然后以生活本来所是的样子呈现出来。这是贾平凹在《极花》里处理叙事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23、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特殊性。
24、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用“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来想象。
25、哲理小说：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作家创立的一种文学样式，作品以对话、游记、书信等方式表达作家的哲学、政治、社会等的思想观点。特点是哲理与文学的交融，重心不在人物性格与生活环境的刻画描写，而在于通过具有鲜明倾向性、教诲性的故事等来阐述作者的思想观点。代表作家和作品有伏尔泰的《老实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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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
28、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29、(14)吴义勤：《贾平凹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6期。
30、1777年，席勒开始创作剧本《强盗》， 毕业后于1780年在斯图加特某步兵旅当军医。
31、狂飙突进运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德国的文学革命运动，由一批青年作家发起，因克林格尔的戏剧《狂飙与突进》而得名。目的是摆脱封建束缚，要求独立自由，个性解放。精神特点是倡导返归自然，强调民族意识，推崇天才和个性解放，用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暴政与特权。带有狂热，放荡自我中心的反抗倾向。主要代表人物赫尔德、歌德、席勒等。
32、再则，文学的确又是“无用之用”，它一不能吃，二不能穿，三不能住，唯一的好处是茶余饭后聊可平衡道器。该出手时学堂吉诃德，该犹疑时学哈姆雷特。诚然，说到平衡道器，又不免有一个用字，或者拿悲剧医治哀伤、用喜剧自嘲嘲人；又或者陶熔诱掖、熏浸刺提，却难以立竿见影。至于能否兴观群怨，则更要看才华、积累和(话语)力量。再说得功利一点，文学还是民族文字的土壤和硕果，而文字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传统。其对人类的贡献，大是脱蒙，小谓脱盲。而民族的所有经典，譬如我们的经史子集，皆应中文而在，皆应文学而美。
33、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人物内心由行动来彰显，譬如延续至今的京剧表演，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还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做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
34、关键词 莎士比亚化 席勒式 情节 主题 习近平讲话
35、(⑨)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36、此外，问题在于古人所谓的读书，关键还在一个用字——博取功名的敲门砖是也。“无用之用”实在只是极少数落寞文人反功利的自我慰藉罢了。这样说来，我们或我们的先辈其实也不尽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况且那年代唯书可资消遣、怡情，舍此其何？于是，我不得不扪心自问：你又何必责备后人、苛求来者？他们有他们的活法。再况且他们或他们的后人才是我们的评判者和终结者。
37、“急不择言”的病源，并不在没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时候没有想。
38、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
39、在此过程中，文学(经典的背反)始终没有停歇。这就是文学的矛盾，也是人类的矛盾。何去何从，有待我辈及后生努力。
40、这是我等的命运、我等的幸福，也是我等的悲壮、我等的无如；我等无怨无悔。
41、同时，情节与主题于文学(至少于史诗、戏剧和小说)通常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相互关联。因此，它势必牵引出笔者曾经探讨的一个话题，即情节如何由高走低，主题如何由低走高。这在中外文学经典(尤其是小说)史上恰好表现为一种规律性反差。当然，这只是学术概括的一种方式，并不能涵盖所有文学现象及其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受众的延异和差别。换言之，文学虽然总体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有规律的运动，但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又森罗万象，既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更非千篇一律。
42、假如发生的事情都是伟大的，就不会有琐碎的谈话。
43、《尤利西斯》《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跳房子》
44、说出拒绝的理由时，别忘了为未来的索要留下某种余地。
45、但是，近一个时期巴尔扎克被悄无声息地边缘化了。和巴尔扎克一样，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向资本投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