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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死
1、这句话，他在2018年4月的“生命教育与死亡辅导”清明论坛上也曾说过。他今年已经73岁了，给自己签了生前预嘱，爱人也签了一份。
2、自己决定后，由他人完成或者帮助完成死亡的过程，尽管有着严格条件和审批程序，但由于病人的决定，会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仍然难以保证是病人真实愿望的体现，因此，安乐死有可能会导致“故意杀人”。
3、如果病人自杀，被人瞧不起，后人填档案受影响。
4、上世纪70年代，缓和医学在英国成为一门医学专科。1990年，世卫组织明确定义，缓和医疗是一种提供给患有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和家庭、旨在提高他们生活质量及面对危机能力的系统方法。通过对痛苦和疼痛的早期识别，以严谨的评估和有效管理，满足患者及其家庭的心理和精神需求。
5、所以，我们还是得先勒紧裤腰带好好干活，要不然，以后就连选择尊严死的资本都没有。
6、韩国主流媒体支持这一判决，认为这一终审判决将使韩国进入“新的死亡文化”的时代。2009年6月10日，院方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接受法院判决，为患者摘除呼吸机，实施韩国首次“尊严死”。
7、 福克斯电台说谷爱凌“背叛国家”时，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8、要确保“尊严死”不会步入歧途，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督、管理。
9、首先，这个做法与中国传统的“孝道”相悖。目前我国大部分人心中所遵守的孝道是，父母健在的时候，保证他们衣食无忧、健康快乐；而在父母生命垂危时，尽力去挽救他们的生命。
10、 亲历留学行业十年后，认真谈谈什么样的孩子和家庭适合出国念书
11、韩国最高司法机关大法院2009年5月21日作出裁决，命令延世大学一家附属医院摘除一名77岁植物人金某(Kim)身上的维持生命仪器。韩国最高法院21日首次判定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停止延命治疗，任由患者死亡。
12、病人不甘心，“我才32岁，还想看着女儿长大。但现在，我甚至无法拥抱她。”
13、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全市唯一开设缓和医疗病房的社区医疗机构。从2009年开设以来，共接收400多名临终患者。该中心统计发现，在社区实施缓和医疗的患者，临终阶段的日均住院费用与大医院相比，非常少。
14、我相信他们的真实感受。特别是消化道的癌症病人，到了晚期不能进食，将是非常难熬的，鼻饲是一种技术，但是仅仅靠鼻饲维持生命的人一定是痛苦的。
15、肺癌的病人，戴着呼吸机，没有了意识，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思维，连我们仅存的那点眼神的交流都看不到了。
16、更加致命的问题是，“尊严死”的核心，在于要本人做决定，可是本人意志经常是被其他因素左右的。
17、荷兰很早就通过了安乐死法案，那么开放的一个国家，各种强调个人意志的重要性，然而当时在参议院针对尊严死投票的时候，也就勉强打了一个五五开，最后是46赞同对40反对才通过的。
18、女教师上课穿8万貂皮大衣，家长质疑其来路不明，学校处理结果令人意外……
19、北京教授怒赞上海防控:你们不怕掉乌纱帽吗胆子敢这么大？
20、也许是感受到老伴住院遭受的切管、插管的痛苦，吴蔚然执意让老伴的临终阶段在家里度过，自己也选择临终不采取抢救措施。北京医院一位病房负责人回忆：“吴院长住进病房后，我每天都去看他，他每次见了我都拉着我的手，说拜托了，不要再用措施了。”这位负责人无法作答，但心里很明白，如果继续使用有创救治措施，吴院长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年，但大部分时间里是不省人事的，只能躺在床上，毫无生活质量可言。
21、日本在报道“凯伦案件”时，首次采用为“deathwithdignity”的译名。
22、最近五年，肿瘤心理学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国内相继成立了多个专业委员会，编写了《肿瘤心理治疗指南》，该领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唐丽丽感叹，国内肿瘤心理学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你比较一下，从业人员占了多大比例？”后备人员的短缺，造成缓和医疗中的心理干预不足，这也成了阻碍缓和医疗发展的一个原因。
23、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一切所谓的尊严，最后都绕不过一样东西。
24、红星评论投稿邮箱hxpl2020@qq.com
25、“如果用尽全部的人工手段，奄奄一息的病人还可以活上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罗点点说，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挽留人更长时间的生命。但在病床上的漫长时间，有时只是丧失了尊严与自由的折磨。
26、在国内，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日费用2000-10000元不等，普通的维持治疗一般在3000-5000元。罗点点说，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三线城市因利益驱使对ICU病房扩张的倾向。
27、见过很多次癌症病人临死前的痛苦样子，也有过为他们处理后事的经历。有医生说其痛当如蚁之附骨，甚至痛感超过了女人生产之痛，当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8、在医疗上，我希望有更多的医护人员了解预先关怀计划或者预先医疗照护计划，并且引导患者和家属讨论这个问题，从而让家属或医疗决策代理人更好地从患者本人意愿出发来做决定。还有一点，希望法律能明确医护人员必须将严重疾病的诊断如癌症第一时间告诉病人，而不是先告诉家属，再由家属来决定是否告诉患者。
29、大约从2009年开始，幸子的自理能力开始变差，到了2011年，幸子竟在不知不觉中尿裤子了。木村带她去看医生，经确诊，幸子患上了痴呆症并少见地并发了帕金森。
30、几天前的2月9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956号《关于加快推进尊严死立法进程的建议》的答复，其中提到，对于尊严死立法，相关法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社会认识还不统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
31、此后，木村便辞掉了工作开始全天候地照顾妻子。刚开始，病不算严重，但在半年后，她就变得暴躁易怒，并完全失去了自理能力和生理控制能力，需要人24小时看护。
32、“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这些疑问时时萦绕在医生们的脑海里，包括罗点点。因此，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生前预嘱”协议(LivingWill)的推广，在这份文本中，签署者需要写下“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33、缓和医疗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冲突。罗点点说：“传统观念认为，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因此想尽办法治疗，能延长一天是一天。但缓和医疗并不能解决人们想长寿的愿望，只是提高生命质量，让人们有准备、有安排地迎接死亡。”
34、第一个例子。我有一年已八旬的同事，一天夜间突然脑卒中被送往医院。经过各项检查之后，医生很负责任地告诉亲属，根据病人情况，要么顺其自然，要么手术。但手术的结果一是或许下不了手术台，二是人救过来后可能成为植物人。在众人都犹豫不决地情况下，病人的儿子当即立断回答医生：手术后如能保证老人生活自理，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治；如一切努力都白费，最终还是植物人，那就放弃手术。最终这位老人没作手术，没过几天便谢世了。事后，她的儿子告诉我，他是狠着心作出这一决定的。因为老人一辈子文静、漂亮、有气质，他不想让他母亲最后留下一个赤身裸体、全身插着管子的毫无尊严形象离开这个世界。
35、一年后的一个雨夜，幸子晚上开始睡不着，并且每夜都对着木村无休止大声斥责。没有办法的木村请医生开了安眠药。但药物也没有什么效果，幸子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连邻居都有了怨言。
36、生前预嘱是实施缓和医疗的第一步。传统医学模式下，患者若不作声明，医生在患者病重之时会尽全力抢救。生前预嘱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醒时签署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某些医疗及护理。
37、“生前预嘱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权利，也是对人、对生命和对科学的最大尊重。”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主任刘晓红说。
38、体现病人尊严，受人尊重，后人也不会被质疑。
39、国务院参事邓小虹希望有朝一日，来了终末期病人，医生能习惯性地问一声家属，“有生前预嘱吗？”
40、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41、华东六省一市等待“不笑子”台湾归队一“鸽”都不能少
42、记得一个晚期癌症病人，饱受着疾病的折磨，他曾经拉着我的手说：大夫，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度日如年”。
43、4年前，小尹得知父亲患病后，一直让父亲与疾病“战斗”，先手术，然后不断化疗。几个月前，父亲化疗后出现败血症，医生说不能再化疗了，小尹开始恐慌。她哭着说：“他躺在床上能呼吸，我就不孤单。他在，家就在。”对于失去母亲的小尹来说，为父亲选择缓和医疗非常艰难，她觉得就像把亲人扔下悬崖一样，很无力、很害怕，难以接受“等死”这个事实。宁晓红团队的陪伴与帮助，减轻了患者的痛苦症状，让小尹得到了缓和医疗真实的帮助。
44、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应该尊重生命，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竭尽全力去抢救”，“不惜代价去救治”，对有些晚期癌症病人，脑死亡的病人，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做了医学可以做的一切，我们习惯了逝者“抢救无效”；但是，我们真的少有时间去考虑有些疾病的“适度的治疗”、“合理的治疗”、“有限的治疗”和“心理治疗”。
45、不管哪种定义，安乐死都是“加速死亡，提前结束生命”，这与尊严死“不提前结束生命”有本质的不同。“医生帮助自杀”国内提及较少，其内涵是“医生给予致死剂量的药物帮助提出死亡要求的患者自杀”，其实就是变相的安乐死。罗点点是提倡尊严死，但反对安乐死。国内外从事安宁疗护的专业人员也都反对安乐死。
46、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尊重患者的意愿，落实患者的选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