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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资料50字
1、还不该来大连吗？更何况，还有一位大连的读者，现在天天在巴金先生的“家”里上班，他请敬爱的巴金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来他的家乡“走一走”，不是一件很高兴很欣慰的事情吗？
2、文人选择朋友的标准一向严苛，为何大家会如此偏爱巴金？
3、“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巴金的资料50字)。
4、 到时我会通知您。关于三十年代我手边并无什么资料。(巴金的资料50字)。
5、巴金先生写信给徐开垒，更多的是为在《笔会》发表文章，如1965年2月9日的信：
6、薛伟平 xuewp@whb.cn 金久超 jinjc@whb.cn
7、新时期开始，徐开垒就此与巴金先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撰写了多篇有关巴金的散文和报道。1978年1月15日，徐开垒以“立羽”笔名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散文《春回人间——访巴金》。巴金先生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仔细的修改，他在1977年12月26日信中写道：
8、1965年2月7日和8日，美国空军连续轰炸和扫射越南北方广平省和永灵地区，图谋把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于2月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是早已做了准备的，并且懂得如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赶走美国侵略者。”“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9、 稿子匆匆写成，请你们仔细看看，有不妥的地方，请代改正。
10、当时因为自己出国，对于这些曾经在法国留学的文人政客极为好奇，自然多了一份了解。最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巴金与妻子的结识方式，让我们现在来看，非常像网友之恋。
11、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12、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13、(54) 姜德明：《与巴金闲谈》第30页。
14、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经…至此，觉新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15、(51) 谷苇1983年9月23日发自上海题为《巴金在工作》的电讯，《中国新闻》1983年9月26日。
16、手札涉及的内容既有创作编译、人际交往、社会活动等方方面面，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比如，臧克家1977年10月12日致巴金信中，谈到巴金在1977年10月赴京瞻仰毛泽东遗容期间与朋友严文井、卞之琳、沙汀等的会面情况。巴金1976年8月6日致李健吾信，则是唐山地震后互报平安、互通近况的信。
17、当时巴金已经罹患帕金森症，握一支笔，都感觉有千斤重。
18、为了不让大家期望落空，巴金经常不厌其烦，一封封回信。
19、这封信件没有收录在《巴金全集》，为钢笔竖写，分列七行，未署年月。徐开垒考证巴金所说的“书一册”为巴金著《贤良桥畔》，日期在1965年2月9日。
20、笔者近日查找资料，偶然发现巴金1956年、1965年在《少年文艺》月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想找来读读巴金为少年朋友写的文字。由于一时不易获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文艺》杂志，就根据篇名在《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篇目索引”中查找，却不得。难道失收了？于是在《巴金年谱》和巴金《著译年表》《著译系年目录》等文献中查找有无记述，均未见。1949年以后的作品失收于《巴金全集》，且在巴金研究的重要文献中未见记述，着实让笔者感到意外。也由此，确认这是巴金的两篇佚文。
21、1972年，萧珊被诊断出肠癌，开刀后仅仅5天，就离开了人世。
22、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d羽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23、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其他两部为《春》、《秋》，《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
24、(56)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巴金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5、1983年1月29日 《父与子》再版费152元
26、巴金发表于《少年文艺》的两篇佚文，是一封信《巴金叔叔来信》和一篇散文《贤良江边的怒火》。
27、而萧珊则默默地在后方，承担起照顾子女和老人的重任。
28、这让冰心感动不已，那之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冰心称巴金为“老弟”，巴金则称冰心为“大姐”。
29、所以，这一次，开列好目录，动手编起这本集子的时候，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伤感和萧然。关于选文，像《记巴金》这样直接写巴金的篇章之外，我还特意选了一些与巴金相关的其他文章，如谈巴金三哥李尧林的，谈巴金夫人萧珊的书的。还有一部分文字，是黄先生在写别人或其他事情的文章中涉及巴金的，虽非专文，我也选入几篇。我想，这些也都是研究巴金的珍贵资料，巴金也好，黄裳也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人，他们的朋友圈、文化圈里的人，相互砥砺，相互影响，这其中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地方。
30、写完了《寒夜》以后，巴金没有再写新的长篇。这个时期除了翻译以外主要是作编辑工作，还有就是读书。客厅里客人来往不断，他有时陪客，有时就躲到三楼上去。有时来了客人，喊他下来，他就披着一件半旧的人字昵夹大衣，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镜推在额上，从楼梯上走下来。一面招呼，一面嘴里还咿唔地说着什么。自然，这时的来客一定是熟人。
31、这是巴金的心愿。他的一生，也是竭尽全力这样在做。
32、《巴信》和《怒火》两文，未曾辑入任何集子；《怒火》篇名虽出现在《巴金日记》，但晚于《巴金全集》出版，也许这是《巴金全集》失收的原因。不过，编辑《巴金全集》时，巴金已找到1960年代的“上海日记”，《怒火》未被收入《全集》，或有其他原因？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笔者困惑的是，《巴金日记》已出版十余年，却未曾有人注意到1965年2月16日记着：“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
33、在他和他的朋友的呼吁下，在中国作协的积极努力中，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性馆址的建设终于从立项到建成，并于2000年5月23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巴金这一次不能亲临北京出席典礼，但是在病床上观看了电视新闻，听人朗读了报纸的报道，后来还观看了录像，他“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总算有了一个欣慰的结果。
34、巴金，男，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d派爱国民主人士。
35、事后，刘白羽对巴金感激涕零，巴金却淡淡地说：
36、1955年12月26日下午，巴金来到北京，准备与作家周立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1956年1月5日早晨由北京启程，7日到达柏林。7日《新华社新闻稿》、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消息。
37、1977年12月25日至29日，政协上海在“文革”之后召开五届一次会议。巴金在此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刘火子为政协委员。徐开垒这篇散文打印后交巴金审读修改，题目初定为“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年访巴金”(原件改动较大，已由徐开垒1991年1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篇散文其实经过巴金两次修改，第二稿题目改为《春回人间——访巴金》，他在1977年12月30日致徐开垒信中又写道：“文章我又看了一遍，有几个错字改了，还改动了一些字句，是否妥当，请您斟酌。”这篇散文发表的那天，政协上海五届委员会公布了政协领导的名单。
38、沈从文窘迫之时，巴金曾陪他一起去书局，找出版商把稿子卖了；
39、巴金被安排到臭烘烘的牛棚劳作，萧珊也被无辜牵连，每天都要去扫大街。
40、“你是不是有一把钥匙？不然你怎么能打开年轻人的心灵之门？”
41、信件一般在最后标注写信日期，但《巴信》未见标注。那么，此信写于何时？笔者以史料为基础，试以分析、推断出较为具体的写作时间。
42、它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
43、这位深情的丈夫，有一个响彻文坛的名字——巴金。
44、刊有《贤良江边的怒火》的《少年文艺》1965年第三期。
45、同为秉性纯良之人，两人在灵魂深处，有深深的懂得和相惜。
46、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萧珊和巴金一起投入了救亡运动。
47、1960年8月2日，巴金在给妻子萧珊的信中说：“我想在会后去北戴河住两天，顺便看看任幹和周立波。吴强准备一个人去大连。”当时巴金在北京开会，想休息一下，现在看来，这极有可能是巴金与大连擦肩而过的一次，他选择了离北京更近的北戴河。
48、感谢容洁、容仪两位老师授权，感谢吕浩兄帮忙校对书稿。时间过得真快，2019年，黄裳先生一百周岁了，就把这本书当作一束鲜花，替我还上当年的那份心债吧。
49、巴金与徐开垒共同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此巴金致徐开垒的书信不算太多。目前所知最早可见实物的是1962年1月3日的信函，介绍温州读者王大兆的诗歌。七天后，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王大兆的诗歌《寄给菲德尔的一颗心》。巴金在自己的日记中也有相关记录。王大兆早年在温州工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与巴金开始书信交往后又多次见面，十年“文革”后赴香港文汇报工作。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谈到了巴金推荐帮助他发表文章的事情。
50、真正的知己，无需刻意联系，却时常惦记；无需朝夕相伴，却惺惺相惜。
51、《巴金：与人民在一起》 周立民 《传记文学》
52、“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
53、过往的伤痛和龃龉，都被他默默消化掉，化成细枝末节里的善意，摆渡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54、蒋楚婷 jct@whb.cn 朱自奋 zzf@whb.cn
55、但他还是给孩子们寄出了两封信，第一封告诉他们，信已收到，不要着急；第二封则详尽地解答了孩子们的所有问题。
56、此时，距离老人的妻子逝世，已经过了33年。
57、9月25日上午，展览首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展览开幕。首展展出巴金与鲁迅、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李健吾、曹禺等44位友人(及其家属)的往来手札79封，其中绝大部分是第一次直接面对公众展示。
58、新书|我那颗火热的心仍然在朋友们中间燃烧——巴金：《出访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