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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爱情名言
1、那些年可是俄语大热啊。五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一切以苏联老大哥“马首是瞻”,各行各业需要大量的俄语翻译人才,学校这一年就招收了七百多名学生,学制三年,属本科,教学质量堪称上乘,执教的多是俄籍老师,一口地道的俄语发音是字正腔圆。可毕业那年,谁也没料到,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直接导致俄语系学生毕业分配无法完成。一九五七年一部分学生分配了工作,另有两百余人留在学校,继续读书,那就相当于读现在的研究生课程了。
2、当你在林中遇到了那个青年,他的眼中已熄灭了青春的火焰,你可曾感叹?《歌者》
3、冯春就是这继续读书的一员。他倒安之若素,多读一年,就能多学点知识啊。他不但安心读书,还继续做着文学梦哪。新学期刚开学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学校发起征文活动,冯春挥笔应征,一首《人造卫星颂》的抒情诗,获得一等奖。整个大学时代,冯春是校内一个活跃的文学爱好者,写的诗歌、散文等,常常发表在校刊上和墙报上。
4、世界的设计创造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谋取金钱,人并非以金钱为对象而生活,人的对象往往是人。
5、想孤身前往去看一场花事。如果午后微雨突袭,你恰好渡船而过,不妨让我们在春柳拂面的桥头相见。——安妮宝贝
6、普希金(一七九九年—一八三七年)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说:“只有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普希金于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地主的家庭,从小聪慧,酷爱书籍,时常偷偷钻进父亲的书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贪婪地阅读他所能拿到的每一本书。除了从书本上获得丰富的文学知识外,他还从保姆那里汲取民间口头诗歌的丰富养料。八岁时,他已能用法语写出最初的诗歌作品。十二岁考入彼得堡贵族的皇村学校。六年中,他写了不少诗歌作品,显示出他卓越的诗歌才能。由于我国丝绸之路的开创,连通了欧亚大陆架,使中国与西欧各国的贸易往来更为便捷,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茶叶等源源不断运往西欧。这不能不引起俄国作家的关注,他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这些,在普希金的作品中也有反映。在他最早的一首诗《献给娜塔利娅》中写道:“我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土耳其人/请你也不要把我当作/一个有礼貌的中国人……”在另一首著名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写道:“孔夫子中国的圣人/教导我们要敬重青年人/为了防止堕入迷误的歧途/不要急于加以指责/只有他们才能寄予希望……”随着年岁增长,普希金对中国充满憧憬与想往,并开始有了访问中国的念头。在一首《我们一起走吧,我准备好啦》的诗中,有“哪怕是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的句子。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那么我请求允许我随到中国去的使团一同访问中国。”由于英年早逝,普希金访问中国的愿望终成泡影。
7、读书和学习是在别人思想和知识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8、冯春没想到,进社没多长时间,还没熟悉外国文学编辑业务,就被调到刚成立的“上海编译所筹备处”打杂。由于中苏关系闹掰,苏联文学被称为苏修文学,欧美文学更是被斥为“让洋人和死人占据舞台”,也没法译了。一批原以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草婴、罗稷南等,面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困难局面。市里出于对翻译家的关心,筹备成立以出版局长罗竹风、文艺出版社社长蒯斯矄为正、副主任的“上海编译所”,给翻译家发放生活津贴,每月四十至一百二十元不等。没有具体翻译任务,只是每星期集中两次学习。冯春去到这个所里,就具体参与日常学习活动和联络工作。其实,这是一个“闲差”。冯春曾写过一文《谈谈上海编译所》,回顾他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在这个所里的所见所闻。在这里,对冯春来说,这是歪打正着,可以有大把时间用来阅读,这对他来说差堪安慰。在这段时间内,他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不久,他参加“四清”运动,下到郊县农村,先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连同前几年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共花去七年宝贵时间。忽然“文革”来了,又随一大批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修地球。他整整蹉跎了十四年大好时光。于今想来,浪费了多少宝贵青春岁月,他深感痛惜。